凱世的部落格

導言 - 本書強調一國的發展命運掌握在其政府手中

第一干預措施：農業產出的最大化, 貧窮國家的大多數人口都從事農業, 農業產出的最大化途徑是高度勞動密集型的家庭耕作, 儘管人均收益很低, 但可以動用貧弱經濟體的所有勞動力, 將收益+量產提升, 進而產出盈餘, 催生出對商品跟服務的需求

第二干預措施(or 第二階段): 將投資和企業家導向製造業, 因為開發中經濟體的工人從農業部門遷出時, 製造業是最低require技能的(全球市場都可買設備). 此外, 藉以出口業績為前提的補助也很重要, 會促進公司加速升級

第三階段：金融部門將資本投入到小規模的農業＋製造業, 國家的任務就是將資金投放在能實現最快學習＋具有最高獲利前景的發展策略, 而非用於短期收益和個人消費, 

華盛頓共識的意識形態認為自由市場政策推動經濟發展, 適用所有國家, 但亞洲金融風暴證實了政府對工業政策＋新生產業的干預政策, 確實對東亞地區長期的經濟成敗關聯性很大, 二戰結束時, 台/韓/印尼/泰國等都一樣貧窮, 1997年東南亞國家及巴西等也都維持20-30年GDP超過7%的增長, 二戰後, 日本/韓國/台/中國的政府都徹底重構了本國的農業, 並將現代化的努力集中於製造業, 而金融系統則為這兩個目標服務, 這些國家由此改變了經濟結構, 切斷了退回到早先階段的任何可能性, 而失敗的亞洲國家政府沒有從根本上重組農業, 沒打造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製造業企業, 還聽富國的建議過早開放金融部門, 在1997年外資發生事情抽資就倒.

東亞地區的失敗國家如北韓/寮國/柬埔寨不在討論範圍內, 雖失敗原因不盡相同, 但都有一個特點：都在政治＋經濟上閉關自守, 跟1978年前的中國/1989年前的蘇聯/1991年前的印度一樣, 一個國家若不與外部世界貿易和交往, 幾乎不可能在發展競賽中進前列. 本書也不提新加坡/香港這些離岸金融中心, 因為正常國家有更多更分散的人口, 以及拖累生產力的農業部門, 離岸中心的競爭力則來自貿易＋金融服務. 

沒討論人口：雖人口的多寡與年齡對國家的發展影響巨大, 二戰以來死亡率(尤其兒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醫藥衛生進步也是主因, 人口紅利速成東亞地區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 但最後成敗卻不同, 顯然如何利用這些人口比人口的規模更重要.

沒討論教育：受教育時間的長短與GDP增長關聯性比大多數人想像要弱得多, 二戰結束時台灣的文盲率是55%, 韓國在1950年的識字率要低於同期的衣索比亞, 並不是教育導致了經濟進步, 而是經濟進步促使家庭教育子女, 可能要造成更大的經濟進步, 在20世紀的菲律賓, 當是美國殖民政府重視教育, 即使在今天, 菲律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也是東南亞最高, 但仍是失敗的國家, 古巴在15歲以上兒童的是自律率在全球排第二, 但學生畢業過多, 但就業機會卻不足, 只能往海外發展, 前蘇聯也是如此. 另一種解釋是日韓中台的教育focus中高等職業教育, 而歐美前殖民的東南亞國家則著重不太注重職業技能的教育, 到1980年, 台灣高等教育培訓（集中在製造業）佔55%, 以人口比例計算, 台灣比美國多出70%的工程師, 教育體系較像如德國和義大利這些以製造為基礎的歐洲經濟體, 東南亞國家則更注重人文和純科學. 但真正重要的是技術學習來自公司企業而非教育, 前蘇聯將教育投入菁英大學和國家研究機構, 而非企業內部, 相較之下, 日韓中台則是將教育投資和研究集中在企業內部, 並且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大公司內部, 正規教育要有後續的工業政策能達到更佳效果.

沒討論政治：從不同例子可以看出, 極端威權主義有時會帶來明顯好處, 但在某情況下, 民主路徑的政策干預措施也是必要的, 

農業 - 家庭耕種讓農村經濟產量快速提升

發生在1940-50年代的日韓中台的農地再分配, 造就東亞的兩個分野, 土地是東亞地區二戰後的最大政治議題, 土地改革的承諾是中國/北韓/越南等共產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 但由於意識形態, 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家庭耕作被集體化所取代, 導致產量停滯不前, 相反地在日韓台卻和平的以家庭為基礎進行土地再分配, 為經濟轉型提供催化劑. 而即使在今天, 土地依然是菲印泰的主要政治問題, 馬倒是還好, 因為自然資源太豐富

農業為何重要？因為一個國家在發展早期, 通常有3/4人從事農業, 對人口不斷增長的pre工業國家, 若任由自由市場力量決定, 農業會出現停滯, 因為土地需求>供給, 會使地主調漲租金＋放高利貸, 面對高額租金＋高昂債務, 加上租期得不到保障, 會使佃戶不投資改善灌溉系統, 不購買新設備等, 但這些投資卻是增加土地收益的要素, 且一旦佃戶無法償還債務, 地主便可接管佃戶抵押的小塊土地, 原地主的土地持有量反而增加, 出現“市場”無法讓產出最大化的困境, 大家在追求集中土地所有權, 而非追求提升量產, 這問題困擾全球貧窮國家的農業

但東亞的成功國家都做土地改革, 簡單講是將可耕地全數集中, 按農業人口平等分配, 政府也支持農村信貸, 市場機制, 農藝訓練等, 結果日韓中台在同業產量都有很大的提升, 土地產出的激增只有在農民採取大範圍家庭農耕作業才會發生, 雖經濟理論及馬克思主義認為規模是效率的根基, 但講的是現金投報率, 但對開發中國家, 更重要是將農作物最大化, 直到勞動力的投入回報率降到零,  即便每小時回報很低, 但這是僅有可以用工人的方法

作者舉例強調一公頃以下的家庭農耕的產出可以比大規模種植農業更多（當然還要搭配足夠的配套措施如農資/行銷等), 成功的東亞國家在轉向小規模家農後, 國家糧食總產量少增加一半, 多增加3/4(台灣), 好處包括1. 產生盈餘, 可以投資於製造業 2. 農村消費漲, 塑造日韓中的著名企業, 除賺錢還得到銷售經驗（舉例honda) 3. 不會因為要進口農業, 而花費外匯, 進而削弱國家進口科技的能力 4. 當經濟低迷時, 失業工人可以回家工作, 而不致有大批赤貧人群 or 貧民窟的出現(like菲律賓).  

公平的土地制度在很早就有, 包括唐朝/宋朝等, 日本明治時期進一步發揚光大, 向大名發豐厚的養老金, 同時將土地所有權售予小農, 小農願意投資在土地, 白米產量倍增, 無需再進口食物, 且可以出口蠶絲, 日本政府還找美國專家引進新技術, 這是世界第一個由農業轉型成工業化的國家, 把美/德都比下去. 但好景不常, 在人口增加及財政及市場支援有限情況下, 還是出現放貸＋出租收益超過提高量產所進行的投資回報, 且工作機會開始青睞製造業, 又盪回了農村資本主義剝削時期, 並導向之後的軍事獨裁.

中國 - 在1920年, 85%的人活在鄉村, 且土地分配非常不公, 在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 底層要求重新分配的呼聲就很高, 地主壓榨農民且舔日, 1947年頒布"土地法大綱", 賦予中共無償沒收土地＋取消所有既存農民債務, 在民族意識下(提到中國人會被欺負, 無法富強的根源就是土地分配不公), 土地改革進行的很暴力, 死亡人數約幾十萬到幾百萬, 土地改革對共產黨贏得最終內戰至關重要, 共產黨給士兵的家庭土地, 中國在1940年到1950年上半期, 糧食產量有很大增長, 可惜到1956年, 毛步入前蘇聯和北韓後塵, 將中國導向農業集體化, 導致後來1959-1961年的大饑荒死了3000-4000萬人.

美國對東亞的土地改革一直猶疑不決, 因為反人權, 但更加公平的土地改革又是必要的(不會更多國家變成共產黨, 共產黨靠土改獲得人民支持), 在日本比較果斷, 但在韓國沒大力催促, 在中國也等到內戰時間(農復會)才與國民黨聯合(當時共產黨已在大部分佔領地區做好土改), 像是受情勢所逼, 推動東亞國家的並非來自美國, 而是雷正琪, 在麥克阿瑟管理戰敗日本的駐日最高司令部, 堅持要日本起草無懈可擊的土改法案, 由此開啟卓越的第二發展階段, 包括農場面積不得超過3公頃, 農委會的委員要以自耕農為主, 及對地主的補償, 日本有近2/5的可耕地易了主, 過程somehow卻是和平的, 政府也對農村基礎建設投入龐大資金, 日本農業產量在1950-1970間, 每年穩健yoy+3%, 為日本戰後的經濟奇蹟奠下基礎, 但日本的經濟現代化水準在二戰時已經超越亞洲任何一國家, 相較韓跟台則是在發展階段的最低一級. 

 韓國 - 在土改之前的土地所有權狀是東北亞國家中最不公平的, 不到4%的家庭有55%的農地, 相較台灣, 日本對南韓的農業公共投資較少(因為政治反對力量更大), 到1945年殖民時代尾聲, 日本佔有1/5的土地, 等美軍接管後, 將軍不傾向土改(認為是社會主義政策), 美國對南韓的土改施加更像是受局勢所逼, 因為共產北韓的土改做不錯, 人民支持度大增, 直到將軍在1947年去世, 才對日本佔有的土地進行重新分配, 但本土盟友李承晚卻沒很認真, 再直到1950韓戰爆發, 北韓入侵南韓又在做土改, 將超過50萬公頃的土地無償分配給100多萬家庭, 南韓/美國才更積極, 到1952年完成土改, 一樣保留三公頃的土地, 但其他配套政策做不夠好, 直到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 政府提高糧食收購價＋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投資, 農產量才有明顯增長, 與二戰後的日本跟台灣比, 韓國政府不擅長從生產率相對不高的農業中攝取財富, 但農業對韓國的發展仍有巨大貢獻：1. 雇了大量人口, 直到工業有能力吸納這些人口 2. 為城市勞動者提供廉價的食物, 避開進口食物 3. 為早期韓國製造商提供市場.

台灣 - 1949年, 中國內戰接近尾聲, 戰敗的國民黨撤退到台灣, 大約一百萬難民從大陸過去, 台灣人口從600w->700w, 日本的統治在1945年結束, 日本把台灣當作稻米和蔗糖的供應基地, 對基礎建設(灌溉/土地開墾等)已有一定投資, 但跟日本國內一樣, 租佃很多, 且租金很高, 蔣介石在1949年在台灣立法, 租金不得高於37.5%, 1951年國民黨開始拋售從日本手中沒收的土地, 有14萬農民受惠, 這兩項措施都是討好之舉, 但農民對軍政機器在台灣常駐不走的看法而沒有興奮感, 推動更激進的土改政策的幕後力量是同樣撤退到台灣的農復會及背後的美國政府, 土改是得到農民支持最重要的, 1953年, 國民黨立法, 跟日本與韓國類似：超過三公頃的土地由政府徵收, 也受雷正琪影響, 推動委員會, 由大眾(佃農)參與, 農民得到好處, 大地主的被動收入下降, 農民工作收入提升, 基尼係數從0.56->0.33, 這是開發中國家前所未見的, 當時台灣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任何東亞國家, 農業提供大量食物＋就業機會, 1950年, 初級農業產品和加工農業佔出口的2/3, 進展到後來的香菇/蘆筍等, 為早期工業化提供資金/市場, 台灣早期的工業發展集中在鄉村地區, 換句話說, 農業進步和工業發展息息相關. 

失敗國家

菲律賓 - 1898年美西戰爭, 新成立的美國殖民政府, 雖承諾要土改, 但堅持以公開市價, 導致又落入商人手中, 1930年共產黨領導呂宋島虎克造反運動(huk rebel movement, 菲律賓最大島, 因貧困而引發的週期性農民騷動)終於演變成持續性的武裝反抗. 1916年華盛頓將權力移交給菲律賓, 但政府一直緊推行為了阻止內戰爆發的最低限度的農業改革, 1969年, 虎克殘餘勢力跟改組後的共產黨結合成立新人民軍(NPA), 1970年NPA開始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合作(他們對改革失望＋受中國革命啟發), 在掌控地區強行減租減息並重新分配土地, 就像中國共產黨在1930-1940做的一樣, 斐迪南馬可仕在此時崛起, 實施戒嚴, 他相信威權政府是達成土改的唯一途徑, 但地主限額仍高達七公頃, 且侷限於玉米和稻田, 很大程度是針對政敵的土改, 1986年馬可仕倒台, 25000 NPA成員擁有全國1/8的村莊. 可惜由人民力量推上台的corazon aquino也好不到哪去, 他是ninoy aquino的妻子(在1983年馬尼拉機場被馬可仕派人槍殺), 他出身擁有大片土地的許寰哥家族(conjuancos), 在呂宋島中部有大土地, anuino夫人的弟弟也是反土改的集團領袖. 土改很失敗, 包括遊戲規則不明確/可保留超過5公頃/監督委員會不讓佃農參與等, 舉例danding cojuangco和roberto benedicto的例子, 國家隊受與土地的農民毫無支持, 持有新土地的人太窮, 又租回給富人, 再次淪為打工者

印尼 - 1945年獨立, 總統蘇卡諾sukarno承諾土改, 1957年將荷蘭人的土地國有化, 

泰國 - 跟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比, 泰國沒正式被殖民化, 靠自己打造種植園和規模農業, 靠的是: 1. 扶持如卜豐集團這樣的農業企業 2. 歡迎外國公司如美國的dole, 但泰國的農業企業是犧牲小農為代價的. 與馬來西亞和印尼一樣, 服務外國跨國公司的勞動密集出口加工業興起, 掩蓋了1980-1990泰國農業的慘況, 成千上萬的泰國年輕人從農村遷都到城市. 亞洲金融風暴以前, 泰國東北有4/5的收入是從外鄉打工者匯回, 之後, 亞洲金融風暴＋工廠裁員＋日益嚴重的農村貧困接踵而至, 出身名門的都是大亨thaksin shinawarra以農村中的不滿情緒成立thai rak thai政黨, 並在2001年成為泰國首相, 但也造成分裂, 最後在2006年被軍方驅逐出境, 泰國至今仍存在曼谷與相粗針間的鴻溝, 75%的農村地區仍一樣貧窮/骯髒, 首都的人缺乏社會願景, 靠榨取農民的血汗為生, 且極力抓權不放.

沒有永遠好的政策

東北亞成功國家不再有小農, 土地改革釋放出前所未有的農業增長, 創造了市場, 並啟動了可觀的社會流動, 但即便最好的策略也只適時解決了特定時期的發展挑戰而已, 隨著經濟環境逐漸變化, 若好政策維持不變, 最終仍將敗壞, 對農業而言, 最初的想法是要有效利用經濟體中的所有勞動力, 以實現產出最大化, 家庭農業可做到這點, 但隨工業起飛＋農村居民開始轉從事公司較高的工業和服務業, 農業必須將重心調整到更注重生產率和利潤上, 需要規模更大/機械化程度更高的農場轉變（美國就是這樣, 農場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同步增長), 政策良好的國家會在脫離農村的同時, 也讓農民的收入繼續增長, 靠的就是遠離農業保護, 撤銷農產品的最低售價保障, 可惜日韓台做不到, 中國則是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農業補貼, 其城鎮收入已達農村收入的三倍以上. 日韓對農業的補貼太多, 佔農業收入的一半, 台灣是1/4, 歐洲是1/5, 美國是1/10, 可從日本食品價格比全球市場高出60%看出, 知道如何管制和如何解除管制是一樣重要. 土改的好處除了創造產出及農民的購買力, 更重要是創造公平條件, 進而產生社會流動的可能, 讓人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機會. 像韓國的朴正熙總統及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台灣王永慶, 陳水扁都是出身農家, 相較東南亞就沒這樣(仍是由精英階層主宰), 因為他們的土地分配從未公平過. 

製造業 -  為一國經濟朝更具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轉型提供最快的途徑

前言：考察日韓中台對製造商的補貼和保護, 以培育製造業的發展, 競爭與出口業績補貼的完美結合, 保護/補貼需建立在出口的增長, 不然企業家往往會私吞補貼, 不努力生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 在國際上銷售產品, 無法滿足出口標準的終將被淘汰或併購, 進而催生出世界一流的公司, 沒對出口要求, 這些企業之間毫無競爭, 導致政府在產業的投報率都很低, 東南亞國家幾乎沒有受到普遍認可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是造業 

土改跟農業改進措施帶來的回報只能維持10年左右, 下一個階段是製造業, 雖然今日服務業在富裕國家越顯重要, 但貧窮國家要打快速經濟轉型, 製造業很重要, 主因1. 製造業以機器為主(貧窮國家缺乏高技能人才, 服務業才不行, 因為仰賴個人技能/教育等) 2. 製造業參與全球貿易的自由度更高(服務業面臨更多實踐上和政治上的障礙). 製造業讓貿易得以發生, 而貧窮國家可以藉由貿易向先進國家學習生產技能, 製造業的全球市場競爭是加速推進技術學習進程的天然管道, 學會生產讓國外消費者樂於接受的產品(台灣不行, 都是代工), 還可為下一個階段更加苛刻的服務業出口預先鋪路. 許多機器作業是否發揮最大功效, 有賴於低技能的廉價勞動力的投入, 這是富裕國家缺乏, 而新興國家的機遇所在.

在這階段, 最重要是如何將創業人才引導至製造業, 國家透過保護與補貼對製造企業提供養分, 讓他們在面對競爭前有喘息空間. 打敗“尋租rent seeking”最好的方式就是將國家的發展利益與企業的利益強行結合, 也就是“出口規訓”：國家持續對接受補貼和保護的企業進行面對出口表現的核定, 東北亞國家都有實行這點, 東南亞的企業家則花費心力在愚弄政客而不是產品出口上, 甚至將大量資金轉投至過剩的房地產市場, 導致國家發展資金枯竭, 

東北亞國家的政治家還透過第二個干預措施：剔除不符合標準的企業, 像是60,70年代的財閥早已不存在或被強行合併, 1980年的6家汽車製造廠變成1家(現代). 第三個干預措施是對成功將產品出口到國外的製造廠提供大量官方支援, 包括國內市場保護/信貸供應/技術協助(迫使國外廠商技轉or設立公部門協助, 如台灣的經濟部工業局等)

在富裕國家, 我們從小就相信財富是競爭的產物, 但事實卻是每一個經濟成功的社會在其成型階段都需要保護主義, 16世紀英國為扶持國內出口導向的羊毛紡織工業而對服裝進口徵收關稅, 歐洲和北美在工業化時期很愛對進口產品徵收重關稅及控制交易權(英國的航海條例), 更重要是對大型企業(壟斷或寡頭企業)提供國家支援(很像china對華為在做的事), 因為這些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重任. 簡言之, 保護主義一直都是富裕國家實現工業發展的入場券, 以暫時的成本掌握到具有戰略攸關性的知識(有錢人的父母也該這樣), 等到達了就拒絕承認改變一國經濟結構的正是保護主義

日本 - 東北亞的工業政策從美國和歐洲而來, 明治時期日本以德國為榜樣, 觀念再逐漸散播至韓國,台灣等殖民地, 並傳至中國(中國現代化比日本晚20年, 但中國領導人受列寧和史達林時期俄國工業化和法西斯德國的影響(在工業和軍事現代化擔任蔣介石顧問), 共產社會＋社會主義＋孫中山不愛私人企業, 使台灣和中國都異常強調國有企業的角色). 德國是第一個闡述保護主義的國家, 代表人物是friedrich list, 他認為自由貿易應當是一個國家的最終目標, 但該目標只有再透過保護措使其製造業能力提升之後才能實現, 從這觀點來看, 保護主義是促進自由貿易最好的辦法, 日本便開啟了一連串的抄襲與hire人(如同當初德國抄襲英國一樣), 1843年日本人從不遵守版權方面協定, 明治時期的日本工業仿製品往往也是低價,低技術的改版產品, 被外國人譏笑為不入流的廉價商品(如同之前中國一樣!), 事實上這些產品都是for經濟拮据的鄉村消費者, 1880-1913年間, 日本的貨物出口量增長了8x, 進度的關鍵是透過企業合併提升投資規模, 同時逐步改進原有的技術, 從紡織開始(和所有經濟體一樣, 投資門檻較低, 但需求無所不在), 進而到後來的出口規訓

韓國 - 韓國更厲害(背景更貧窮/耗時更短, 卻也最成功), 為現代化確定基調的是朴正熙(1961年透過政變掌握政權), 他曾在日本殖民軍隊擔任少尉, 腦中有日本式的理念, 他也是一位業餘歷史學家, 看過很多德國發展的書籍, 且密切觀察德國在戰後由國家主導的再次工業化, 農民出身的他取政權9個月之後就出書了幾本書, 向國民承諾將打造"漢江奇蹟", 他很快便發現出口補貼的作用, 政府對所有向海外銷售的公司皆給予信貸補貼, 並訂定國家出口日, 1970年出口額較1960年成長20x, 很多大企業孕育而生(三星, 現代等), 並非只有朴正熙的功勞, 還有一群長期關注日本戰後工業化的韓國經濟企劃院人(張基勇), 1970年策劃出重化工工業的大規模投資計畫, 即使受到國際上的嘲笑並敦促放棄, 韓國先滿口答應, 最後還是照舊（跟現在中國在貿易戰很像), 當時韓國官員們不是讀美國的自由經濟理論, 而是list的書, 也就是說, 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適用不同的經濟學理論. 樸正熙是一位信念堅定的領導人, 他的信念扎根於歷史（讀歷史真的很重要！求知識於世界）

台灣 - 中國和台灣 vs. 韓國日本不相同, 因為公有制在前者扮演重要角色, 因為1911年後俄國/孫中山/德國1930年社會主義的影響, 在國民黨領導下, 1930年催生國家資源委員會, 負責有戰略性的民用和國防工業, 雖持續壯大, 但一直遭受戰爭阻止其鴻圖大志, 也是當前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的前身, 有少部分人也跑去台灣, 這些人為台灣貢獻出一個世代的經濟領導層, 台灣在1985之前的14位經濟部長有8位出身這個群體, 對台灣至關重要的經濟部工業局開始運作起來, 也經營了許多國營企業, 並將部份私人企業國有化, 1980年初亞洲非共產主義只有印度和緬甸有相同規模的公共部門, 但台灣政府更看重出口, 採取一系列補貼措施等, 表面上看台灣的出口很強, 1979年出口佔GDP 50%, 但仔細看就跟19世紀的德國和二戰前的日本一樣結構性缺陷, 1985年僱員人數在3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佔台灣出口的65%, 都因為能迫使大型私人企業出口產品, 也未對大型國家企業實行嚴厲的出口規訓, 台灣對私人出口企業的支援也不如二戰後的日本及韓國. 1990台灣人均8000美元, 韓國只有6300美元（因為台灣土改較強且韓國之前的李承晚不行) , 2010年韓國人均GDP比台灣高出2000美元. 國有制並非輸的主因, 國家對補貼/保護的程度不如韓國, 1980年初, 韓國有10家公司擠身全球財富500強, 台灣只有2家, 台灣有更多企業從事低利潤生產, 為美國和歐洲跨國公司代工, 台灣結構性坎入了經濟產業鏈的第二環, 的一環則是富裕國家所從事具有品牌效應的高利潤經濟活動. 

無論在日韓台, 有一點特別突出, 就是經濟學家沒發揮作用過, 日本明治維新的設計者在德國接受訓練, 當時重點是對問題的實際解決, 日本官員是有常識的通才, 高級官員中很少有經濟博士, 南韓高級領導人均受過日式訓練, 台灣則是工程/電機為主, 經濟部工業局沒僱用過任何一位經濟學家, 東南亞國家則輕率採用了以效率為導向的經濟學家的意見, 印尼總統的5人顧問團皆在加州大學求學過, 罔顧自由市場從未催生出成功的工業國的事實. 新興共業政策最基本的前提要件就是出口規訓和制裁失敗者, 馬來西亞的主要企業家累積了數十億的財富, 但未對經濟發展做出任何實質貢獻（我將來一定要有！). 政府不應期盼企業家追求某種較高的道德層次, 而是要承認他們有動物天性, 利用他們對財富的無止境追求來操控他們, 在此過程中, 國家必須迫使企業家去實現該國的發展目標, 政治人物沒做到這點就算政治上的失責.  

韓國到底怎麼成功的？

青瓦台附近有個監獄, 原本是日本人關殖民者, 在朴正熙時期仍繼續使用, 囚禁那些不遵守他的韓國發展計畫的人(一般獨裁者只關政治異議者, 朴正熙還關押商業人士), 並逼迫他們簽署協定：願意隨時捐獻所有財產以用於國家建設, 但朴正熙也告訴韓國企業家：只要遵守遊戲規則, 就能盡情的賺錢. 在朴政變的五年內, 企業界聽命政府聲音的程度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為這些檔案決定了國內銀行資金, 貸款擔保, 

現代集團 - 鄭周永對奢侈品公開藐視有部分是受朴正熙的節儉文化所影響, 他是個工作狂, 每早四點起床鍛鍊身體(等我35歲也要開始實施), 他有開發中國家企業家的特殊能力, 就是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變, 他總能找到盈利點, 他在朴正熙政變之時已是韓國五大建築公司之一, 但這之前沒出口過產品, 如果身處在獨立後的東南亞, 她可能繼續從事建築業. 韓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鼓勵與國外企業合作發展汽車套件組裝, 第二個五年計劃要求零件佔全車價值從20%->60%, 國家也將出口汽車設為銀行資金的條件, 達成自製率的也獲得國內保護市場, 出口壓力逼迫現代汽車公司進行技術升級, 如果只是受保護的國內市場生產商品, 這些技術永遠不會升級, 政府也透過火車延攬權讓法國買韓國汽車, 即便部分官員有疑慮, 韓國政府仍堅持其工業政策, 這是韓國打造具有世界競爭力的汽車產業必不可少的條件. 現代汽車也從豐田挖了美國行銷團隊, 1987年銷量突破26萬輛, 就把美國行銷主管fire（很像現在中國發展半導體一樣), 2010年現代賣了570w輛車, 是全世界第四大, 成就首先要歸功於韓國採取的工業政策.

浦頂鋼鐵 - 從歷史來看, 高效的鋼鐵製造能力代表一國也有高校生產其他物品的能力, 朴正熙心知肚明, 鋼鐵業的成功取決於規模以及有組織/有節制的投入, 取決於持續漸進的改善長期不變的核心技術, 帶有官僚色彩, 意味者國有制可以有效應對, 汽車業則不行, 因為行業需要較靈活(市場行銷等), 需要私人企業的才能和精力. 融資用日本的戰爭賠款, 沒人願意背負浪費賠款的罵名, 任命陸軍少將朴泰俊, 是朴正熙陸軍教官的學生. 首先, 浦頂追求龐大規模（set遠大目標), 卻也一步一腳印朝前邁進 2. 掌握自己技術 3. 持續學習所有有關鋼鐵的事物, 但主要原因還是出口規訓, 目前的浦頂製鐵只是生產跟技術領域的佼佼者, 國家補貼也在1990及2000年逐步取消, 他已無需國家援手, 

工業政策無法做到一勞永逸, 貧窮國家找到醫治良方很重要, 但脫困後如何克服取消用藥也一樣重要, 這點對農業和工業都管用(成功的做事方式, 在不同階段要一直變化, 這點很重要), 日本的工業非常成功, 但小型製造業和IT服務/服務業部門卻遠遠滯後於美國和歐洲, 日本點出問題：一國的新工業應當在何時轉型, 以及轉換成什麼？ 東南亞國家要追趕, 作者認為還是要靠工業政策, “技術進步是經濟成長的最基本特徵”, 並學習製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製造業產品, 要做到這一點, 就必須要展開補貼和保護措施, 並同時輔以競爭, 以提供經常性的出口規訓, 哪些企業不該得到支援跟哪些該得到支援一樣重要. 作者認為大公司遠比大國家重要, 因為小國有大公司可以過得很富裕, like 比利時和瑞典, 但大國中沒有哪個國家是借助小公司而變富的. 一旦企業得到全球競爭力, 就開始提倡自由市場理念(爬上高枝後丟梯子), 美國是最大的成年經濟體, 在冷戰時期支持日韓台的土改, 還在很長一段時間忍受了該地區的保護主義新工業政策, 到1980年代, 又適時提醒不要對他國產生依賴, 在東南亞則沒有任何作為, 這些曾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到底意味著什麼？

金融政策 - 重要性在於它能將一國有限的資源, 準確的導向農業與製造業

在成功的東亞國家, 金融部門主要受制於1. 高產出/小規模的農業 2. 製造業技術. 日韓中台的金融一直受政府嚴密監管, 國際資本的流動也受控管. 主要機制是銀行貸款, 這些國家的存款利息遠低於市場利率. 沒過早開放金融市場也很重要, 東南亞的失敗國家聽富國的話太早開放, 導致家族控制的銀行增多, 這些只管著放貸, 對支持出口型的製造業沒幫助

東北亞國家的金融政策承認有必要支持高產的小型家庭農場, 以實現農產最大化, 而非透過大型資本主義農莊追求投資回報最大化. 東北亞的金融也承認有必要推遲工業領域的獲利, 直到已有足夠的工業學習過程. 換句話說, 金融政策經常會在工業投資上接受較低的短期回報. 

金融機構可以選擇更多的消費貸款, 這對銀行獲利較好, 但工業會一直在技術落後中打轉, 東南亞國家就是這樣, 在經濟發展初期對金融業放鬆管制並實行自由化不是好事, 更好的做法是長時間內對金融業嚴加管束, 讓金融業服務國家所設定的發展目標.  台日韓在二戰前都吃過苦頭, 惡性通膨/銀行私有化阻礙製造部門發展等, 決心要嚴控銀行, 對國際資本的流入流出也受到嚴格管制, 確保不受管制的國際資本流動破壞一國的發展計畫. 

1870年的德國, 工業化後出現投資銀行, 支持的企業受國家共業政策所限制, 包括同業聯盟和出口補貼的法律許可, 美國同樣有賴聯邦推行的高關稅政策/鐵路補貼等, 像JPM的銀行在當時對工業化過程投入鉅資, 簡言之, 國家主導的工業政策先行, 金融政策緊跟在後. 西班牙也有大量的投資銀行, 但卻投資在鐵路(靠進口), 但歧視製造業者

高投資率在東南亞被無端浪費在三方面：1. 無效率的土地改革 2. 缺乏競爭和出口規訓的工業政策 3. 與經濟發展無關的支出, 例如豪華房地產和進口消費品. 東南亞國家領導人也聽信華盛頓共識(資本一旦得到解放, 就會自己確定正確的投資方向, 進而刺激經濟進步, 但從1970年拉丁美洲及1990俄羅斯解除金融管制的經歷, 就知道不該這樣. 政治領導人對歷史所知太少, 太容易被經濟學家所蠱惑. 富國的資金很想到亞洲, 因為利率通常較高, 且貨幣不是緊盯美元就是升值, 在東南亞, 國際借款被投入到房地產和其他例如股市投機等非生產性的活動, 1997年泰國便被迫與美元脫鉤引發全球性恐慌. 

日本 - 戰前的日本銀行很鬧, 因為沒有已開發國家可以copy (經濟學家直到大蕭條後才開始認真研究金融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 有很多小型私人銀行營運, 超貸, 導致1927年擠兌和倒閉等. 戰後盟軍最高司令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的金融機構, 財閥對銀行控制權被終結, 由強勢的通產省指揮銀行系統, 並擁有外匯分配的裁量權, 銀行被允許可以投資企業10%(這提供長期的客戶/貸方關係), 支持了日本的工業化推薦, 國家也藉由“再貼現”控制銀行(根據銀行的放貸企業是否為國家要的+有否出口管訓, 向他們提供更多貸款, 可增加銀行獲利), 在1960/1970, 日本公司的融資有40-50%是透過銀行(換句話說, 債券和股票市場相對不重要). 但沒有什麼企業(尤其越大時)喜歡長期聽命於官僚及銀行系統, 隨著視野越國際化, 開始尋找更便宜更free的資金來源, 包括從股市/債券等, 一連串的因素促成1980年代後期的的經濟泡沫, 解除資本管制＋1985年屈服於美國在貿易超出上的壓力讓日圓升值, 1980年的後五年, 城市房地產價格翻漲至四倍, 隨後的泡沫與停滯. 

韓國 - 相較於日本在1950-1980黃金年代的金融政策, 韓國相對瘋狂很多, 朴正熙在1962年訂立央行由財政部管, 銀行也要國有化, 此後, 韓國央行對國有銀行的貸款也向日本再貼現那樣, 建立在出口管訓上, 差別在於, 韓國更積極, 不只資金更充裕, 利率也是負的(等於倒貼現金), 儘管會遇到許多問題, 政府都採取任何必要的金融手段, 以保持發展態勢, 包括借舉外債, 最終, 韓國財閥越來越強, 借貸方不再害怕放貸方, 出口規訓是韓國金融脫離險境的救命稻草, 但國際不喜歡, 韓國銀行在1980年初的存款利率被調高至實際的正值, 1993年也取消了資本控制並解除短期離岸借款的管制, 此舉導致1994-97年大量短期外債流入韓國, 1997年雖因恐慌使放貸方收回資金, 但實際上韓國在1999年也只有少數信貸流入房地產等非生產性活動, 意味著韓國會開始強勁復甦. 與之前數場危機相同, 韓國政府精心策劃了財閥的整併, 削減表現不佳的公司（現代就是這時併購kia的, 韓國汽車開始有無懈可擊的地位), 與之前不同的是韓國政府這次聽從了國際獲利組織的建議, 有獨立的央行/商業銀行/外資控股的大型銀行. 

台灣 - 金融政策採取最保守的做法, 與韓國比有更高的利率/更高的儲蓄率(並因而有更多用於投資的國內資金, 韓國則沒有, 所以台灣不需要外國借款) , 更低的通膨及少得多的不良貸款, 也從沒反覆出現銀行業和國際收支危機, 因此亞洲金融危機沒找上台灣, 但台灣卻在1990年的人均GDP輸給長期落後的韓國, 2010更比韓國少2000美元, 其原因在於, 台灣政府沒對大型企業施以規訓使其製造出口產品, 也未像日韓那樣支持小規模製造商發展壯大, 相反, 島國的大部分出口均依賴小型公司, 下游製造商還受到大型上游的壓榨, 這便限制了下游製造商升級能力, 台灣製造商只能充當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的供應商, 政府採行的金融政策促成了次等的製造業政策, 1983年的台灣企業很難獲得針對策略性私營部門項目的長期貸款, 台灣沒有像日本通產省或韓國經濟企劃院用來支援特定製造業目標的那種高度分化的優惠銀行貸款, 也沒有一個主銀行去密切監督和支援工業企業的發展, 銀行只能滿足基本的營運資本需求, 企業要攀上技術階梯, 只能靠盈餘和其他代價高昂的借款. 台灣也是東亞地區最積極讓貨幣低估的, 從1961到1985年台幣一直緊盯美元(40:1), 雖低通膨＋長期貿易盈餘通常會導致貨幣升值, 但台灣央行累積了600e美元的外匯儲備, 僅次於日本的630e, 這種廉價貨幣政策, 如今中國也採用, 這種政策讓台灣更依賴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業, 在1980年韓國出口品質和附加價值已超過了台灣, 1990年國際社會也給壓力, 1991年有15家私營銀行獲得許可成立, 新銀行成立, 但央行也未透過再貼現等來管制他們, 同時股市也開放, 企業融資變容易了, 匯率開始上升, 消費貸款也變容易, 使房市開始往上走並產生泡沫(雖然沒有日本嚴重). 與日韓不同, 台灣解除金融管制之時, 主要企業仍未實現高水準的技術進步, 也仍未從外國技術供應商那裡獨立, 雖時機不是最優, 但也不是一場災難(人均GDP已是1萬美元up), 東南亞就更慘. 

匯率低估是一種補貼模式, 就開發中國家而言, 補貼對培育企業是必要的, 但匯率是生硬的補貼手段, 有助所有企業的出口, 但透過銀行系統針對性的補貼, 可以支援政策優先選定的, 匯率低估為低附加值的國內製造企業提供補貼, 但這些企業不會推進國家的技術能力, 更糟糕的是幫助跨國公司的產品加工業務. 交易夥伴最後還是會迫使低估匯率國的貨幣升值. 

東南亞國家的銀行系統都在為這種經濟進行融資：主要企業家幾乎從未被要求從事製造業, 也沒有面臨出口規訓的要求. 導致兩種結果：1. 製造業獲取技術的能力為零 2. 缺少出口規訓表示缺乏來自出口得資訊回饋, 這種回饋資訊可提升銀行的貸款品質. 管治權不能交到私人企業家手裡, 因為這些企業家的利益和國家發展的利益並不一致（政治是否也一樣？）.

中國符合哪種模式？“根本的一點, 是要承認自己的落後, 認清現在很多方法不對頭, 需要改 ” - 鄧小平 in 1978 when確認為最高領導人
中國政府也很想發展經濟, 但在二戰後長期受困, 主因1. 以為農業只有規模化才有效率, 但農業跟工業不一樣, 工業的規模對降低成本和技術學習很重要, 農業產量最大化來自肥料和勞動力的增加, 過早的機械化會降低產量, 並讓農村居民無所事事 2. 工業閉門造居, 這種政策排除了向其他國家購買/借用甚至盜取已開發國家技術的選擇. 每當要發展新技術, 就必須從零開始

中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與這兩大社會主義分道揚鑣, 鄧小平在1979年陸續訪問美日和東南亞國家, 此後中國一直受益中共的一大特徵, 中國沒有過早聽信國際組織要開放金融, 自1978年, 中國實現長達30年平均成長率超過兩位數的經濟增長. 

1990-2005, 中國城市經濟起飛, 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 中國政府並未像東北亞國家那樣為農民補貼, 卻允許地方政府大肆向農民課稅, 到2003年胡錦濤上台時, 農村動亂事件層出不窮, 胡開始縮小城鄉差距, 聲稱從農業支持工業的第一階段, 轉向了城市支持農業的第二階段, 但儘管如此, 種種政策也只是讓差距未擴大, 主因中國農民沒有歸自己所有的土地, 因為當時並非中央政府刻意回歸私有制的家庭工作, 中國農民無法將土地賣給私人賣家(跟台日韓不同, 二戰後的農民有機會靠賣地翻身), 當地方政府沒錢時就會出售農田

1993年, 新上任的朱鎔基開始處理日益沈重的小型國企, 1997年奠定抓大放小策略, 1995-2004年間有四千萬國有企業工人下崗, 同時強化最大型國有企業彼此之間的競爭, 打造3-4個寡頭企業彼此競爭, 朱鎔基也在2003年成立國有資產監督與管理委員會, 監督國有大企, 對表現欠佳的國企進行整併或剔除, 這些集中在上游和服務性企業：三桶油, 中移動/中國電信, 寶鋼, 中鋁, 神華能源, 國家電網等, 在中南亞國家則是落入利益與國家工業化目標不一致的富豪手中, 第一個好處是原料進口, 可以減輕國際價格波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像是2008年的油價, 中國政府保護國內的製造業, 要求石油企業承擔虧損), 第二是製造生產物資, 包括鋼鐵等, 這跟台灣一樣, 但中國面臨更多的競爭和出口規訓, 中國對管理層股權激勵, 也做得比台灣好.

中國國企在採礦機械, 建築機械, 航太, 機床, 造船, 熱能, 風力發電和電信基礎設施都獲得國際競爭力,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會提供貸款支持（包括帶進東南亞/俄羅斯/非洲等國家), 私營企業則面臨不公平的競爭, 公有制企業最大的弱點是缺乏在消費者市場成功所需的敏銳性和靈活性 （事後證明華為在手機市場ok, lenovo is good too)

在亞洲成功的發展歷程中, 真正具有開創性的是明治時期的日本, 中國目前還是歷史的follower, 中國的發展之所以不同凡響, 在於規模太大而有放大效果, 而非政策的原創性, 中國能打造出具世界影響力的公司嗎？（目前看起來有, 包括華為, 阿里巴巴, 騰訊, 小米等), 要小心當一國越來越富時, 以為找到妙方, 進而不再對其政策進行調整時, 這個國家就會變得衰弱(像日本一樣),